2006年年度，为了弄清陶寺早期小城中南部大型夯土建筑遗迹的基本信息，配合地方政府尽快制定死保陶寺城址核心建筑区的保护实施方案，在陶寺大遗址保护规划的制定工作完成之前，先行对有可能是宫殿建筑的大型夯土台基IFJT3实施强行保护，进而为陶寺大遗址保护规划制定工作提供重要的基本信息，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继续联合调查、试掘陶寺城址宫殿区大型夯土台基的范围。开探沟18条，发掘面积800.4平方米，钻探面积6000平方米，对陶寺宫殿区大型夯土台基的范围有了一些不很完整的了解，只知道夯土基址IFJT3的面积较大。由于没有确定基址IFJT3的西南角和东北角，所以整个基址的完整情况尚有待下一步的工作。

本年度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调查有三个重要发现，但是尚存很多疑问，现公布于网上，以求教于诸位方家，共同研究探索。

一、陶寺晚期扁壶朱书陶文

2006年发掘出土的朱书陶片出自IH64第②层。IH64位于ITG9西北部，开口近代层第②层下，打破陶寺晚期夯土基址。IH64呈不规则袋形，由于较深，未做到底。坑内堆积灰土，出土陶寺文化晚期偏早陶片，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偏早。

朱书陶片编号为ITG9H64②：5，为陶寺晚期扁壶腹片，残长约6.5、宽约2.3～4、厚约0.3厘米。正面饰细绳纹。扁壶内壁用朱砂写似菱形笔道，上边和左边残破，整个字形不甚明了。

总体上推测，应是用陶寺晚期扁壶残片书写，后再次残断而被废弃，扔进普通垃圾坑IH64。该朱书字形虽过于残破，难见其全貌，但是从其笔道趋势看，可推测类似上个世纪发掘陶寺晚期灰坑出土H3403扁壶朱书文字“尧”字下部“人”字的头部（何驽：《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第7版）。尽管这不是最后的结论，希望诸位专家共同探讨其性质，但是笔者认为，IH64②：5朱书扁壶出土，有力地证明了上个世纪所发掘陶寺晚期灰坑H3403朱书扁壶绝非孤证，陶寺晚期应当流行在陶扁壶残片上书写简单文字的习俗，表明陶寺晚期的文字还有可能继续发现，为我们探索陶寺文化的文字带来一线希望。

二、窑址IT5114Y7

IT5114Y7位于陶寺中期大型夯土基址IFJT3东南角外南侧约4米处的生土陡坎上。开口近代层第②层下，打破生土。窑室内填土出土极少陶片，时代可辨，为陶寺文化中期。IY7的南侧，是一个巨大操作坑IH59，直径约6米，深2米以上，未能清理到底，填土陶片为陶寺晚期，大约在陶寺晚期被彻底填平。IY7的使用年代不晚于陶寺中期，而其操作坑被最终填平在陶寺晚期。

IY7为直焰竖窑，由窑室、窑箅、火膛、烧灰坑四大部分组成。从窑顶口部至烧灰坑底高2.13米。

1.               窑室：窑室呈圆袋形。顶部口径0.46米，残深0.76米，底径0.6米，窑室周壁光滑整齐，通体被烧烤成砖红色。窑门位于窑室正南窑箅上方，正视呈长方形拱形顶，宽0.3米，高0.66米，窑室壁厚0.12米。窑门口周匝边缘非常光滑。

2.               窑箅：窑箅位于窑室下方、火膛上方。所谓窑箅其实就是在窑室底面周壁向内凸出四个角状楔形柱，形成大十字形漏孔式火道。角状楔形柱向下与火膛壁相连，柱顶面最宽0.2米，柱高0.36米，通体砖青色。四个角状楔形柱围成一个平面呈“十”字形的火道，由窑箅直下火膛，最长部分0.62米，最宽部分0.2米，通体砖青色。

3.               火膛：火堂在窑箅的下方，其向南接火门。底径0.4米，高0.28米。火膛底部烧成黑灰色。火门开在火膛的南面、窑门正下方，正视圆角方形，宽0.26米，高0.28米，窑壁厚0.13米。火门口局部有红烧土凸起附着，似乎为曾经封门痕迹。

4.               烧灰坑：烧灰坑位于火膛的正下方外侧，平面大致呈圆角方形，斜壁小平底。坑口长1米，宽0.85米，深0.6米。锅底形底。烧灰坑的东侧是供上下坑用的台阶，台阶平面大致呈长方形，斜坡面，长0.6米，宽0.5米，深0.3~0.5米。坑内填土以灰烬为主，杂大量油黑的炭灰，中部有一堆卵石。坑底部出土炭块较多，多为细树枝炭块。这些炭灰应是从火膛内清理出来堆积在烧灰坑内的。我们采集的较大炭块，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王树芝初步鉴定为黄栌树，为优质薪炭材。

IY7的功能有以下推测：

1.             熔炉：用炭加热不大的坩锅，窑室提高热能的利用率。十字形大箅孔便于火力直接作用于陶坩锅底部。窑灰中燃料以木炭（黄栌）为主，而不是草灰（陶寺陶窑火池浮选结果证明以谷草和野草为主要燃料，参见赵志军、何驽：《陶寺城址2002年度浮选结果及分析》，《考古》2006年5期，页77～86。）。窑门便于取放坩锅。火膛火门口有不规则角状凸出，似包接泥土鼓风管口。火膛内填充木炭，燃着后，将坩锅置于箅上，封住窑门。在火池口鼓风，使炭火迅速升高。或封住火膛火门口和窑顶口大部，从而熔炼铜。问题是尚未发现铜渣、坩锅、模范等直接证据。

2.             陶窑：烧制特殊陶器如陶鼓。问题是IY7与陶寺文化常见倒焰式陶窑迥异，没有火眼和火道，若将陶坯直接放置在窑箅上，直接披火，势必烧琉变形。故陶窑不可取。

3.             祭祀燎炉：将牺牲玉帛、檀木香料置于箅上，火膛内点火焚烧。但问题是燎炉炉温不可能如此之高，也更无必要分窑室和火膛上下两部分，窑门的设置实在没有必要。故燎炉不足取。

4.             做饭炉：问题更大，取放炊器极不便利，程序过于复杂。火膛过高，燃料充满则火力过旺；燃料不足，则造成热能耗散。故做饭炉不足取。

5.             烤饼炉：结构允许，有烧烤砂石板旁证。但是空间浪费太大。加之炉温太高，烤饼易糊。故作为烤饼炉也不足取。

诸位同仁对IY7的结构与功能有何其他高见，请分析发表。

三、IH59出土特殊低温陶片

  

    作为IY7操作坑于陶寺晚期的废弃堆积，IH59②层出土一块低温陶片，呈梯形。夹砂红陶，杂少量草拌泥，似有口，略有弧度，内壁比较光滑，外壁手拍凹凸不平。外壁被烟熏呈灰黑色。内胎呈粉红色，长约7、宽5、厚1～1.2厘米。陶质较酥软，似低温陶。

  

    中国社会院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刘煜博士在清华大学化学分析中心原子光谱实验室和北京大学化学系X射线衍射实验室，分析IH59②低温陶片成份结果表明，该陶片含大量氧化钙（方解石），含少量的高岭石、氧化铜和氧化锡。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所做《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陶片的测试与分析》（《考古》1992年2期）相比，陶寺遗址的陶片与生土的二氧化硅、三氧化二铝（刚玉）含量大大高于IH59②低温陶片，氧化钙却大大低于后者，且没有高岭石、氧化铜和氧化锡。IH59低温陶片不仅如刘煜博士所判断的，由石灰岩制成，而且不是用当地的生土烧制的，与陶寺遗址的陶片成份明显不同。由此，笔者推测IH59②低温陶片是一种特殊用途的陶片。由于其刚玉少，故不可能做坩锅；但是毕竟含一定的高岭石，具有一定的耐热性能，故推测可能是窑或炉顶上封顶的泥片，经窑炉内的高温烘烤成为低温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钟健提出，其表面残留的氧化铜和氧化锡，有可能与窑炉内“熔炼”的内容再次氧化有关。笔者认为此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仍需要冶金考古专家给予关注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