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在《苏东坡传》说：“有才有品有德之人，乃文明之瑰宝，要假以长久的时日，方能生长成熟。”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之中，产生过许多这样的人之瑰宝，他们或清正刚阿，或豪情万丈，或风流蕴藉，或家国情长，他们以一己的热血，渲染了我们中国人人格理想的光辉，成就了我们这个民族在世界上的光荣与高度。
　　
　　正因为历史孕育出这样的人物，需要长久的时日，因而每当出现了民族的不幸，他们被自己的时代所误解甚至构陷，而遭受毁灭的时候，我们尤其感到痛心与悲愤。他们的死，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创伤，是那个时代的耻辱——而那个时代业已永远留刻在我们的历史上，因而——他们的死，也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愧痛。
　　
　　袁崇焕就是这样一个堪称人之瑰宝的人物。然而他在我们民族可怕的汰优机制下，被他奋力忘死所欲保护的人们合力杀死了。这些人中，有一个茫无主宰而好作聪明的皇帝，在他的任下，“正人无一能任事，唯奸人能阿帝意”，最终亡国丧命；有一群集中了男人和女人双重邪恶的阉人，他们像历史上大多数同类一样，用一种阴毒变态的方式参与政治，专门负责构陷忠良；有另一群营营苟且于权争，而看不到国事危急的小人，他们机关算尽，最终也随着国破家亡变得一场空；更有一群大敌压境而慌乱失措的民众，一点点流言就能把他们的恐惧煽惑为暴民的愤怒，最终失去理智而陷于疯狂，为政客所乘。
　　　　
　　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八月，袁崇焕被上面这群人寸斩于北京的街头。当是时，那个自以为是的皇帝在想些什么，不得而知，他为何杀死袁崇焕，自有不可告人之处；阉人和小人则弹冠相庆，甚至谋划借整死袁崇焕之机牵连东林党人，大报魏忠贤案的一箭之仇；而北京的民众则陷于愚愤和疯狂之中，“见磔崇焕时，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啖之。食必骂一声”，“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
　　
　　在这个惨烈的画面前，我们切换回袁崇焕的一生。我们看到袁崇焕的画像，须眉淡朗，神情宁和，并不孔武，而实有清儒之风。然而他少年负志，好谈兵事，虽以文士进阶于庙堂，却以战功名扬于天下。他仿佛就是为了在明末以力挽狂澜的气概独拒清军而生，在他人生早期的许多年，当他还是一个帝国南荒边野的少年时，他就关心边疆的战事与军略，为他光耀夺目的一生作出了准备。他向退伍的老兵咨谈，他喜欢和朋友通宵达旦地高论金戈铁马之事，军事成为他兴趣最集中的领域，而他的才能与胆略，也终于与他的志向渐渐相合。
　　
　　万历四十七年，袁崇焕考中进士。同一年，明军与清军大战溃败，朝野危震。在此之前，清只是明的一个小小的附属之国，它的人口不到50万，军队15万，而明的人口已经达到1亿5千万之巨，军队百万计，装备更较清军为优，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是守城和野战的利器。双方对阵，犹如蚍蜉与大树，小小的清部落联盟如何能撼动明帝国这样的巨人？然而腐朽之物，内耗实多，衰亡亦本是必然之势，加上一只比寻常蚍蜉更凶猛的蚍蜉，这棵已经烂透的大树，便不免摇摇欲坠。这给明帝国朝野上下的震动非比寻常，像袁崇焕这样忠义为国，慷慨有志之士，更当然激起了万丈的雄心与坚强的斗志，他的热血于此燃烧更炽。但当时，他并未能如愿调往边关，而是被分配到远离战事的福建做了一个县令。然而他虽然需要等待时机，但勇猛急进的军人作风却一如从前，当他不久后终于在兵部任职时，便一人一马，独探边关。他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与他个人的豪情融合在了一起。消失数日之后，他归来满怀信心地宣布，只要给他钱粮兵马，一人便足以镇守山海雄关。
　　
　　袁崇焕终于参与了边关战事。从此，清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势头遭遇了有力的阻截。清人编修的《明史》记载：“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明）诸将无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 在满清的军事天才努尔哈赤率20万之众第一次进攻宁远城时，城中将士仅一万人。然而宁远之战，最终迫退强敌，炮击努尔哈赤，使其深受重伤，最终在满怀挫折之感郁郁死去。这种战绩，是之前明军所无法想象，而袁崇焕所凭依的，除了杰出的军事才能，还有他誓于宁远共存亡的决心，他果敢勇猛的指挥和感召人心的气魄。
　　
　　袁崇焕的边防经营，以坚壁清野的守策为要，间采攻势，并以政治上的和谈为辅。因为当时明清之间军力、财力的对比，都是明军远远占据优势，清军的锐盛，和许多采取军事化的游牧民族一样，只可持续一时，人员、马匹、粮草的补给都经不起长久的消耗。而明军之所以在甫战之初节节败退，溃不成军，主要是由于多年政治腐败，军纪废弛所致。若有一段安宁的时间，有一个像袁崇焕这样的军事指挥，进行有效的整顿，则双方实力必然明涨而清消，那时平定清军之乱，便可水到渠成。
　　
　　因此，袁崇焕初到前线，便修筑宁远诸城，加防关外，将战线向前推进200多里，缓和山海关的压力，使北京与战场之间的纵深拉大，降低了将全部兵力投寄于山海一关的风险。这200多里土地，本是明军在不战而逃的颓风之下所白白放弃。袁崇焕的到来，使远近商旅流民纷纷归附，关外亦日渐兴旺起来。
　　
　　清军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明朝的腐败。前线将士奋死力救国家与社稷于危亡之际，后方权臣阉党却争权夺利，党同伐异，构陷忠良，这种永无宁日的内耗使前线作战频频受制于小人与阉党之手。先是那个爱做木工的天启皇帝治下，魏忠贤弄权朝野，不断派一些完全不懂军略，阴弱怯战而好专权术的太监之流去监军，将袁崇焕原本所经营稍有起色的关外诸城又要全部放弃，以图龟缩于山海关内，凭险自恃，苟安于一时；再接着，终于等到魏忠贤身败名裂，遗臭万年，一个年轻，好自作主张，而又多疑的皇帝，崇祯，又被一群小人拥簇着出场了。这个皇帝如此自作聪明而又不能知人善任，全然没有帝王的风范，他在位之间，一共换了14位兵部尚书，擅杀大臣不计其数。他似乎专于大臣对立，而试图从中寻找明君的感觉。可笑的是，在国破家亡之际，他还匆匆手写一书给李自成，意思说，他不是亡国之君，都是大臣误他，这些亡国之臣实在可恨。殊不知从来都是帝王不能用人，才导致无能的大臣充斥，贤达干练的人才却不断凋敝；从来都是先有一个人，具备了亡国之君的种种素质，后面才有一大群亡国之臣遭了他的殃。
　　
　　崇祯掌权之初，对袁崇焕颇为倚重。然而处此污浊之世，袁崇焕早已知道，自己的性命将不免于罹丧于小人之手。他对崇祯说，以他的能力，控制全辽的军事局面，完全不成问题，但最可怕的是远离京都，各种谣言和中伤将无法避免，那些小人，即使不用权力直接制肘袁崇焕的军事部署，也会用各种冠冕堂皇的意见扰乱皇帝的看法。明朝之所以被动挨打于满清，症结不在于双方的实力，而在于明朝实在太腐败，那些小人实在太容易得势，得势之后又实在太容易不择手段地陷害他们这些为国家做正事的人。他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并且似乎也没有对崇祯抱有太多的希望。但是，他还是出于对国家的忠爱，毅然决定继续坚守在军事要职上。袁崇焕的门客程本直在袁崇焕被拘捕之后，愤然地向崇祯上书中，这样说道：“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举世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的确，所有关系国家危亡，而对自身性命具有危险的事情，多少人纷纷回避于田园，或者装聋作哑于闹市，惟有袁崇焕，他是那样具有勇气和责任担当，自知不免于死而慨然地挺身而出。
　　
　　崇祯虽然自命明君，却不免最后仍被袁崇焕料中。袁崇焕边事功业日大，本是国家的光荣，却引起了这个具有小人之心的皇帝的惶恐。皇太极奇兵围困北京，袁崇焕火速赶回卫戍京畿，在城外与清军死战，却得不到入城凭据城墙大炮拒敌的准许，也无法整顿军马的劳乏。若这只是崇祯比平常的皇帝多了一个滑稽的心眼，则在大敌当前之际，却逮捕自己军中的主帅，将其定罪下狱，则就匪夷所思了。然而这些小人和这个小肚鸡肠的皇帝终于是这样做了。
　　
　　我们这个民族，大概是行将衰亡，近数百年来，已经形成了一种汰优机制，真正具有才德的人，最优秀的精英，都无法见容于世，总要被小人打压和欺凌，而小人却总是处处如鱼得水，得意忘形。明末，袁崇焕被这样的汰优机制磔杀了，在他之前还有东林党人，在他之后，朝代巨变，真正灵魂上没有污点的汉人，都不会归附异族的统治，他们或者剃度出家，免受半个脑壳削发的污辱，或者干脆自杀。最后活着进入清朝的人，大概都已经不是第一流的中国人，他们都接受了屈辱，带着人格的污点继续生存；这是数百年来第一次大的社会变动，它的结果是，我们这个民族真正才能、学问和品行都第一流的人都被筛掉了，第二流第三流的人保存了下来，最低品的人则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时代，翻腾上下，活得最是滋润。然后，另一次翻天覆地的大变也终于到来，那就是文革。在这十年中，真正有风骨的中国人，真正绝不昧着自己良心去揭发他人，或者言不由衷地“检讨”自己的人，大概都不能活着走出文革，而活下来的，包括那些被现在视为“国宝”的大师们，都低过头，接受过强权对自己的污辱，他们大多都失去了人品上的贞洁，被政权粗暴地强奸了自己的大脑。只有那些死去的，才堪当具有第一流学问与第一流灵魂的中国人，然而，可怕的汰优机制把他们都无情地涤除了。第二流第三流的人活了下来，接替了第一流的人，变作大师接受人们的朝拜，而最卑鄙最无耻的人又仿佛生逢其时了。
　　
　　皇朝更迭不止，而江山依旧如故；帝王风流飘散，而民众生生不息。袁崇焕曾经写诗说：“功高明主眷，心苦后人知。”他功高盖世，却壮志未酬，可惜当时的那个“明主”没有足够的气度与格局去了解他光耀雄浑，如烈烈大火般的一生；他的心很苦，然而后世的我们终于知道他，感佩他，为他热泪盈眶，为他壮怀激烈。我们也终于觉得可以树立一个关于公正和永恒的信仰，相信一切污浊卑鄙猥琐的人，都会被历史曝光，为万世所唾弃，也相信一个人无论如何被他的时代所误解或不容，只要他光明磊落，为国家为民族，也为做一个真正的人，去直道而行，后世终会将最高的敬意礼致给他，把他记入我们民族史书中最高贵最绚烂夺目的那一页。然而，可怕的汰优机制依旧存在，面对这样的机制，在现世中的我们，在感佩袁崇焕这样的人物之余，又能否向他那样，具有挺身而出的勇气，大言大行直告于天地之间，慷慨地做个有热血的真正的人呢？我们对他虽然有了公正的评价，然而我们的时代又是否因为对前人的景仰和感佩而进行了自我的优化呢？那个汰优机制，它似乎依旧存在而无法通过信仰得到最终的解决，我们这个民族，它的前途，是不断腐朽还是不断自新？它会不会像一个已经太衰老的人，已经失去了新产代谢的能力，却不断把生命最精华的东西，像粪便一样地排出体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