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马的形式实质上就是木刻黑白版画，因为它只存在于民间，为区别其它的书籍插图版画、佛、道经版画等，我们称它为民间版画。当然，民间版画还应包括年门画。

　　已故的著名学者郑振铎先生和鲁迅先生是最早致力于中国古代版画的研究者，他们曾合作收集和出版了《北平笺谱》。

　　郑振铎先生尤以独到的眼光和非凡毅力收集并出版了《中国版画史图录》，由于时代的局限与研究者的着眼点的不同，《中国版画史图录》主要精选历代的佛经版画、戏曲小说插图等。

　　郑振铎先生最为推崇极其完美的明代各个流派的版画。所以在他的《中国版画史略》一文中以绝大多数篇幅详尽地介绍了明代版画的成就和整体面貌，实际上此文是一部明代版画史。

　　唐宋元之间的版画资料几乎屈指可数，但清代版画，年门画还是有许多可以列出的，这在之后的研究者中，对这方面有所补充。例如专门研究和收藏年门画的王树村先生等。所以在《中国古代版画史略》中对“纸马”仅仅提了一下“……但许多流行的大量生产的年画、神佛像（纸）等刻工，似是另有专门作坊组织或团体的。”纸马是完全被省略掉了。

　　当代出版的《中国美术史全集版画卷》也同样沿袭郑振铎先生的体例，亦以明代版画为主体，而且干脆把年画也完全省略了，纸马更是只字不提。

　　然而我们今天再以美术史的深度和广度看，则认为应该涉及到纸马，因为纸马具有纯正的传统木刻黑白版画的艺术形式，而且量大、面广，它属于劳动人民的艺术，不管权威的认同与否，它是存在的一个方面。
　　 
　　称其为“甲马纸” 

　　名纸马又称“甲马”或“甲马纸”，云南有关民间美术研究的人士多称其为“甲马纸”，这是根据最初收集这种民间版画的保山、腾冲、大理等部分滇西地区的民间称呼而来，于是沿袭成俗。

　　但据笔者所调查的云南其它地区，如滇南、滇中、滇东北，甚至已近滇西的楚雄，却都各有别称，相比之下，总体上都称其为“纸马”。

　　“甲马，纸马，不可混称”。楚雄某地农村的一位“乡通”（即巫师）这样跟笔者解释。

　　“甲马”的道道 

　　据当时调查记录，那儿流行的纸马为六种一套，由灶君、山神、土主、门神、桥神、水火二神组成，称作“叫魂马”；而称作“甲马”的有二种：“顺甲马”和“倒甲马”。

　　即：画面所绘的人在马之后者称：“顺甲马”，其作用是“迎神”；马在人之后者则称“倒甲马”。用时，还必须同时将五张顺甲马来表示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倒甲马”厉害无比，专用于驱鬼除祟。

　　另一位“乡通”说，“甲马”是指专用于“追魂捉命”的“纸符”，其余都称“纸马”。可见，纸马应与甲马有所区别。

　　昆明郊区农村则将印有“甲马”字样的称作“封门纸”，其它的各有各的称呼：“天地纸”、“月神纸”、“财神纸”，等等，无统称。

　　红河一带称“纸马”或“利市纸”、“领魂纸”，有36张一套，其中不包含印有“甲马”字样的纸马，互不重复。其它的则各有称呼，诸如“关圣纸”，“喜神纸”等等。

　　“纸马板板”的行话 
 
　　大理某地地方以前制作这类行当的“行话”称纸马是“纸马板板”，而不称“甲马”。滇东北七月十五日祭祖烧的纸称“纸马”。

　　《水浒》第三十九回中描写神行太保戴宗在脚上绑的“甲马”，用完之后将数陌金纸烧送，这无疑是纸马中用于施行这种法术的专门纸符。《水浒》并未指明宋代时此类纸符的统称。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凡书“甲马”字样的纸符，都必有马的形象，其中有喻其快的意思。

　　熟悉纸马的人都知道，纸马在应用时，针对性较强，某种纸马在什么情况下烧送，有一定的规矩。

　　比如你去买纸马，你说：“我要买纸马。”卖纸马的人必认为你是外行。他会问：“你要请哪种？”意思就是，如果你要请财神，就买财神纸。依此类推，颇有对症下药的味道！

　　统一称呼 

    《梦梁录》中所述那些卖百货的，其中一个行当就是“纸马铺”，这与上文所述大理某些地方的纸马铺应是一脉相承的了。

　　由此可见，所谓“甲马”仅是“纸马”群中的一类，有它专门的作用意义。

　　局部地区的称呼不能代替全国性的称呼，北京、山东、江苏、河北等地大都称“纸马”。

　　所以，笔者以为云南有关学术界对此也应统一称呼，以避免名称上的混乱，何况云南各地民间也确以称“纸马”为主。

　　民间宗教迷信的工艺活动 

　　云南纸马分布很广，至今仍或明或暗地印刷出售，以供农村群众及一些市镇居民的宗教信仰所需。

　　一般农村青年女子（很少有青年男子）对手中待售的纸马用途略知一二，处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状况。她们从事这项买卖仅当作其副业的一项。

　　年纪大者或老者知识略为丰富，她（他）们能够讲解其中的一些内容及用途。有能念咒语者便是深通其道的巫师了，昆明地区称作“端公”、“师娘”。

　　这类人大多家中藏有木刻原版，亦是主要的印制纸钱、纸马者，并且又都兼擅其它的用于民间宗教迷信的工艺活动，例如剪纸、纸扎、面塑等。

　　以上所述的对象绝大多数是农村劳动者，以此为谋生的辅助手段，也有在某些地方的个别孤寡老人则以此为谋生的主要经济来源。

　　而购买者都是有针对性地购买他们所需要的某一种，显然是宗教迷信的信仰者。

　　这些情况我们基本可以看出：使用并且懂得纸马含义的主要是那些沉浸于宗教迷信之中的人们，他们视这类物品与自身或家人的生老病死息息相关。云南纸马存在的情况与内地其它省份的纸马的情况不尽相同，据有关纸马的一些文章所显示，国内绝大多数地区的纸马，都已成为历史的旧话了。

　　那么云南为什么今天还在如此兴盛地流传呢？大概这与云南地理环境闭塞，长期以来发展缓慢，某些民族地区的历史进程远远落后于国内多数地区的缘故有关。

　　即使在“破四旧“之后，民众的基本生活方式及精神状态并未有根本的不同，而近来的许多乡村地区又都恢复了传统的风俗信仰。

　　云南曾有“天高皇帝远”旧说，偏僻的乡村中更对“现代化”知之甚少；而最根本的原因，则在于还没有某种新的意识形态“神”的权威去取代旧的诸神众鬼。

　　当然，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等正在起着变化，现代农村的青年中已极少了解“纸马”为何物者；一旦今天的这些老人们走进历史，云南纸马也将大多成为遗迹了。 

　　以汉族为主 

　　云南纸马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除大理白族、楚雄彝族之外，都不用纸马作信仰的媒介。

　　云南汉族自汉代始从内地迁入，同时也带来传统的汉族经济文化。汉族文化的持久和固守力，在云南汉族中表现极为突出。

　　自明代以来，由于汉族大量移居云南，与各族人民杂居，汉族的经济文化广为传播，云南旧厅志、府志和县志都充分地反映了这一点。

　　雍政，《呈贡县志》卷五：“呈贡自前明以来，汉人始多，民间风俗几同中土”。

　　康熙，《澄江府志》卷五：“除夕饮分岁酒，先少后老，二更迎灶，围炉守岁，烧爆竹马以逐祟”。

　　康熙，《永昌府志》卷五：“汉以前，其俗不可问矣。其后渐通中国，习杂华风，俗亦渐改。迨明初徙南京人实永昌，则纯乎汉矣。”

　　汉族何时有纸马似不可考，但在宋代时纸马已兴盛，云南汉族则从明代初掀起移民高潮。他们从母地来时也必将旧时的风俗带入云南，其中包括纸马祭祀仪式。

　　在云南汉族与当地土著文化的交流融合的过程中，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或多或少地接受了汉族文化的影响，形成总的趋势。

　　白族、彝族民间流传的纸马，即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他们在接受汉族“纸马”的基础上，结合原有本地原始宗教观念上的民族神、地方鬼神，诸如彝族的“土主”，白族的“本主”“大黑天神”“邓赕昭、柏节夫人”“小黄龙”等等，逐步形成有其民族特色的纸马。

　　而云南各地汉族纸马，却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传统的信仰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