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学者黄文山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类型属于中庸文化体系，其基本精神在于家庭伦理；而西方文化的类型属于实感文化体系，其基本精神在于经济伦理 1。自幼接受良好封建教育、饱受儒家文化熏染的曾国藩，正是这种以家庭伦理为基本精神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培育出的一代封建士人，同时也是这一文化的集大成者。其家庭伦理思想体系建构极显精致，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家政伦理思想、家计伦理思想、家教伦理思想、家庭社交伦理思想。它们分别就家庭内部人伦秩序、家庭经济、家庭教育、家庭对外社会交往等家庭生活的几个主要方面进行伦理立论，阐述其伦理道德治家的基本观点与践行途径。而这同时也是曾国藩政治理想中的重要一环，与修身、治国、平天下等其它环节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从曾国藩自己的言论中，我们可以发现，曾国藩家庭伦理思想体系的建构是他本人思想自觉的产物。他在道光二十五年给其好友刘蓉的信中说：“故凡仆之所志……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乡党。” 2又在给诸弟的家书中写道：“前立志作曾氏家训一部……后因采择经史，若非经史烂熟胸中，则割裂零碎，毫无线索……然后知著书之难，故暂且不作曾氏家训。若将来胸中道理愈多，议论愈贯串，仍当为之。” 3尽管曾氏毕生都没有著过一本专门的家训或其他关于家庭伦理思想的著作，但是可以推知，他后半生一直都在酝酿此事。随见于他的家书、日记、诗文等一系列正式著述中的大量相关言论，便是有力证明。而旧本《曾文正公家训》对曾国藩家书进行择要选编，也是曾氏本人直接授意收集整理自写家书使之更为体系化的结果。正是由于曾氏思想的这种高度自觉性，其家庭伦理思想体系的建构，不但植根于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精致的理论体系之上，形成了自己相对完备的理论基础，而且广泛吸纳了前人、先辈、时宦的各种经验教训，大大丰富了自己伦理治家的践行途径。细论如下： 
　　一 理论基础 
　　曾国藩家庭伦理思想以中国儒家古圣先贤的经世思想为理论基础，并兼采了西方实用之学，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体系。这其中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曾氏初入京时，学识尚处于初步形成阶段。其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致弟书云：“兄少年天分不甚低，阙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 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亦洎无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 4此中提到的“一二良友”，便是指当时著名学问家唐鉴、倭仁。在他们的引导与影响下，曾氏致力于宋学，接受了程朱的性命义理之说。在他看来，理乃是指天理，即仁义道德等伦理纲常。人皆有天赋之理，即先验的仁义之性，称内仁；人同时又具有气禀之性，圣人气清，不蔽天理，故能尽知仁义之性；而凡人气浊，天理被浊气蒙蔽，不能尽知仁义之性，必须格物复性。在此基础上，曾氏接受了朱熹的理一分殊说。曾氏阐析道：“吾之身与万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则纷然而殊矣。亲亲与民殊，仁民与物殊，乡邻与同室殊，亲有杀，贤有等，或相倍蓰，或相什佰，或相千万，如此其不齐也。不知其分而妄施焉，过乎仁，其流为墨；过乎义，其流为杨。生于心，害于政，其极皆可以乱天下，不至率兽食人不止。” 5因此，曾氏主张克欲复理，以此不变之天理为准绳，经世求治，并向友人表白说：“其有所成与，以毕吾生焉；其无所成与，以毕吾生焉。” 6
　　道光二十六年，曾氏寓居城南报国寺，一日见顾炎武祠而遥想“俗儒阁阁蛙乱鸣，亭林老子初金声” 7，盛赞其音训之功，并流露出涉足汉学之想。几年后，他遂“好高邮王氏父子之说” 8，渐得考据章法，以为“欲读周汉古书，非明于小学无可问津”。曾国藩出乎于汉学和宋学之间，由汉学以通“经”，由宋学以通“理”，这个过程产生了对儒学精神富有深度的理解。在曾氏看来，后代治汉宋学者对“道”的把握，从深度和广度来说都不及孔子，因此他自期曰：“窃不自揆，谬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 9其中骎骎乎有着超越汉唐宋明，追溯道之大源的深意。这种深意里包含着向原始儒学复归的倾向。而儒学并不仅仅是一种学术，就其本意，它“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 10曾国藩目睹种种时病秕政，翼望于从故纸堆中觅得经世之道。这也从另一方面促使他向原始儒学复归。 
　　复归是思想史上常见的现象，但复归的结果从来不过是后人对前人思想的重塑。曾国藩向原始儒学复归，他所省视的是“礼家”之言：“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 11在领会了儒学精神的多方面意义和多种内涵后，他从“礼家”之言丰富的包容性里找到了用一元统摄多义的东西，“尝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 12因此，回归的过程又会是由“多”入于“一”的过程。他说“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性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阙一不可。” 13以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对应孔门四科，同时是对于义理、词章、经济、考据的归一和统摄：“圣人经世宰物，纲维万物，无他，礼而已矣。” 14他认为，“考据”是探源明礼（道）的手段，“词章”是载礼传礼的形式，“义理”才是体，是制礼的依据，而“经济”则是运礼治世，是“实事”。这四者之中，义理为根本。古代“礼家”之言的经世之意，因包罗了二千余年儒学发展凝结的精致之物而近时务，在曾国藩手中成为了晚清富有影响的经世之学。 
　　但是，当曾国藩代表儒学的时候，他也淡化了儒学与百家之间的界限：“自登第以还，于学无所不窥，九经而外，诸子百氏之书，靡不规得要领。” 15“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其所以不及仲尼者，此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独缺，亦犹（伯）夷（柳下）惠之不及孔子耳。” 16他比前代和同时的粹然儒者更深刻地理解到诸子思想在经世之学中的价值：“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为师也，不可弃也。” 17“偏者裁之，缺者补之”表现了儒学的主体意识，在这种意识的规范下，“诸子百氏”之说皆由异端而成为曾国藩理学之一端，为实行礼治所采用。到他晚年，这种兼容并包的精神更发展到自觉对西方科技的学习与运用，一启近代洋务运动之先绪。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深受儒家天命观的影响。他在同治元年十月初十的日记中说：“阅王而农（王夫之）所注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爱人、治人、礼人，性也；爱之而不亲，治之而不治，礼之而不答，命也……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如泊如为宗，庶几其近于道乎！” 18综而观之，曾国藩一生的学术与经世思想有变与不变之分。不变的是体——理（礼），即对封建纲常等级的忠诚与信仰；变的是用——维护封建纲常等级的具体工具，如诸子之学与西学中的一些内容。初为京官时，以程朱之学、禹墨之学克己复礼，“存天理，灭人欲”是也；出京办团，以申韩卫礼，外剿太平军而内罪同僚；后渐悟申韩之法只宜外剿，不宜内治，内治则老庄、管商更胜一筹，遂以老庄、管商婉转致礼，整肃吏治，移风易俗（这其中又以买洋器、学洋技、办洋务相伴随，且日见其重）。曾氏一生三变，而三变不离其宗，皆守“礼”之宗旨。其实质即是随时而化，运用最有效的手段来致道、倡道、卫道（理、礼）。从其体看，曾国藩以人道致礼反对洪秀全的神道政权，虽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但面对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却依然守体不变，无疑保守；而从其用看，曾国藩能综纳百家之长，为我所用，则确实又极显高明。无怪乎后人评价曾国藩，“汉奸刽子手”有之，“圣相”、“完人”有之，爱国者、开明派有之；实则是评价者依据自身不同的时代背景，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对曾氏的不同方面所作的不同评价。其褒贬不一、差殊千里甚或互相矛盾，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曾国藩的家庭伦理思想，正是以以上所述的他的学术与经世思想作为理论基础的。具体落实下来，便是强调以孔孟程朱的纲常礼教为治家根本，坚决维护家庭内部正常的人伦秩序（家政伦理）；而以儒家的“主静”、“涵养”、“慎独”（家教伦理），禹墨的“勤俭”（家计伦理），老庄的虚淡、不争（家庭社交伦理），法家的严整（庄重、有规），西学的实用等长处为用，作为贯彻和光大其治家之本的手段，最终实现“一准乎礼”的家庭和睦与家道昌隆。 
　　二 经验来源 
　　在植根于传统文化深厚的理论基础的同时，曾国藩的家庭伦理思想还吸纳了古往今来丰富的经验之源，借以提炼、充实自身。具体说来，曾国藩家庭伦理思想的经验来源有三。 
　　1 历史经验 
　　曾国藩家庭伦理思想的历史经验来源之一是前人整理成形的家训读本。他曾认真读过数种传世家训著作，如《五种遗规》、《颜世家训》、《聪训斋语》、《课子随笔》等，并有所心得。他评价《颜世家训》、《聪训斋语》时说：“颜黄门（之推）《颜世家训》作于离乱之世，张文端（英）《聪训斋语》作于承平之世，所以教家者极精。” 19又如他在读了《课子随笔》后总结道：“大约兴家之道，不外内外勤俭，兄弟和睦，子弟谦谨等事，败家则反是。” 20除此之外，曾国藩还善于以前人家世兴衰的历史事件为鉴，总结经验教训，充实自己的治家理念。 
　　曾国藩曾写过一则笔记《英雄诫子弟》，他说：“古之英雄，意量恢拓，规模宏远，而其训诫子弟，恒有恭谨敛退之象。”并举若干史例为证，如刘备嘱刘禅：“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伏波将军马援诫兄子：要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最后得出结论：“盖不如是，则不足以自致于久大。” 
　　当曾氏一门家势鼎盛时，曾国藩正是借用了这些历史经验与另一些历史教训来劝诫家人。如他劝诸弟说：“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亦盈时矣。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格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自概之道云何，亦不外清、慎、勤三字而已。吾近将清字改为廉字，慎字改为谦字，勤字改为劳字，尤为明浅，确有可下手之处。” 21历史的经验给了曾国藩以治家的深刻启示，从而也丰富了他家庭伦理思想的践行内容。 
　　2 先辈经验 
　　作为纲常礼教规范下的孝子贤孙，曾国藩对先辈的治家经验亦颇为重视。他说：“我家祖父、父亲、叔父三位大人规矩极严，榜样极好，我辈踵而行之，极易为力。” 22并在同治元年十二月十四日给侄子纪瑞的信中劝诫说：“吾家累世以来，孝弟勤俭。辅臣公以上吾不及见，竟希公、星冈公未明即起，竟日无片刻暇逸。竟希公少时在陈氏宗祠读书，正月上学，辅成公给钱一百，为零用之需。五月归时，仅用去二文，尚馀九十八文还其父。其俭如此。星冈公当升入翰林后，尤亲自种菜收粪。吾父竹亭公之勤俭，则尔等所及见也。今家中境地虽渐宽裕，侄与诸昆弟切不可忘却先世之艰难，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 23更为难得的是，曾国藩还从祖父星冈公那里学到了自强、谨慎和威仪三种品格。他又对星冈公的八字诀（早、扫、考、宝、书、蔬、鱼、猪）进行反复推敲与完善，作为曾氏家族家训的主要内容。 
　　曾国藩诗文、日记、家信中很少像谈祖父那样谈到他的父亲；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家庭伦理思想中没有父亲的影响。曾麟书曾就家风拟了一幅对联，令曾国藩抄贴堂中，曰：“有诗书有田园，家里半耕半读，但以箕裘本祖泽（以勤俭持家继承祖业）；无官守无言责，时势不闻不问，只将艰巨付儿曹。”曾国藩后来以之作为制定家规的宗旨，便是一证。又如曾麟书的积苦力学，侍亲至孝，柔而能忍，都能在曾国藩身上找到巨大回响。曾国藩被时人称为“第一世忠臣孝子”，每年寄钱养亲，替父母教育兄弟，“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实际上都是从他父亲那儿承继来的。此外，曾国藩的母亲江太夫人，对他的影响也很大。曾国藩的父亲常以“人众家贫为虑”，而曾国藩的母亲总是“好作自强之言”相劝。曾国藩在给九弟曾国荃的信中也提到此点：“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立志，则日进无疆矣。” 24曾国藩毕生恪守纲常、从严治家以及处人治事中所凭借的强毅功夫，其实正是江太夫人“倔强”品格的继承与发展。 
　　3 现实经验 
　　曾国藩不但以史为鉴，禀承家风，而且对现实生活中宦友僚属的治家之法亦多加留意，引为借鉴。如在同治六年十一月四日的日记中写道：“昨闻魁时若将军言，渠家四代一品，而妇女在家并未穿着绸缎软料。吾家妇女亦过于讲究，深恐享受太过，足以折福。” 25在同年十一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与箎轩（万启琛）偶谈家常，渠家百万之富，而日用极俭……余有俭之名而无俭之实，深为愧惧。” 26
　　而对官宦之家的败亡之端，曾国藩则深为戒惧。从同治七年一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可以略窥全豹：“闻周少君平日眼孔甚高，口好雌黄，而（治）丧事潦草如此，殊为可叹！盖达官子弟，听惯高议论，见惯大排场，往往轻慢师长，讥谈人短，所谓骄也。由骄而奢、而淫、而佚，以至于无恶不作……吾家侄子辈亦多轻慢师长，讥谈人短之恶习。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习，力戒其骄……因周少君之荒谬不堪，既已面谕纪泽，又详记之于此。” 27从别家的败亡之端中，曾国藩真切感受到了恶劣品行对家风家道的负面影响，因而不断加强对曾氏家规的完善程度与执行力度。 
　　三 理性批判与现代价值 
　　尽管曾国藩家庭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相当精致，经验来源也非常丰富，但是仍远未达到近于完善的境地。首先，曾国藩家庭伦理思想的主要理论基础——儒家理（礼）学——本身具有明显的时代性与阶级局限性等无可辩驳的致命缺陷。无论是曾国藩早年致力于宋明理学所继承的天理，还是后来追溯原始儒学所寻找的性善论，本身都是站不住脚的。所谓“天理”，只是宋明理学家所精心构制的一种经过包装的封建等级秩序，并非客观实在；它本身就是对自然人性与基本人权的无情践踏，是地主阶级用以巩固封建统治的神圣谎言。而孟子性善论也只是一种主观设定罢了。事实上，人之性本无善恶，但生理上的需求使人贪食欲求，此乃人之本能。仁、义、礼、智等善性才是人后天养成的习染之性。孟子颠倒本然之性与习染之性，无非是要把人定位于仁义理智的框架之中，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服务。孟子这种先验的人性论学说正是汉代儒学与宋明理学的直系远祖。远溯先秦，会通汉宋儒学的曾国藩，高于时儒之处在于他看到了三者本质的相通性，看到了其共同的表现形式为礼。“一秉乎礼”，天下人的言行便都被框定在既定的礼的范围之内了。礼既为学问，又为经济，于是乎身修、家齐、国治而天下平了。至于这三期儒学共同本质的荒谬性与欺骗性，却是曾国藩所不知道或者所不愿知道的。这无疑造成了曾国藩家庭伦理思想理论基础的致命缺陷。 
　　其次，曾国藩家庭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以包含封建纲常的天理为核心内容，又不可避免的要妨碍家庭内的民主、平等和自由，损害家庭领域内绝大多数家庭成员的基本人权。 
　　综上所述，曾国藩适时而为、因时而化，其家庭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与经验来源又确实体现了一种尽人事以待天命的伦理进取精神，广纳百家、为我所用的伦理开放态度，具有权变以求家庭兴旺、民族富强的进步倾向。其中，尤以理论基础的层次上的广纳百家和经验来源上的多方求索、提炼、吸收最为突出。撇开具体的封建天理之体，曾国藩在家庭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与经验来源的把握方式方面，也具有理论形式建构上的开创价值。如前所论，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曾国藩对以其哲学思想与人生经验为基础的家庭伦理思想中的体、用关系处理相当机智：不但针对了家庭组织、家庭经济、家庭教育、家庭对外社会交往等家庭生活的各主要领域，实践指导性极强，而且以对其它三方面的指导为用，牢牢把握住了整个伦理建设的政治方向与人生导向，并分别从经济上保证了家庭伦理之体存在的物质基础、从教育上保证了家庭伦理之体延续的代际传承、从社交上保证了家庭伦理之体扩展的外向空间，具有严密切实的特点。实可称得上真正站在了整体家庭伦理的高度，努力实现了覆盖家庭生活各个方面的广度。这较之以“立身处世之道反复详尽”著称而缺乏理论高度的《袁氏世范》或以理论高度著称而缺乏内容覆盖广度与实践操作力度的《颜世家训》 28来说，确实具有博采众长，推陈出新的突出贡献。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家庭伦理模式的重新建构，如何在因时而化中处理好理论基础上的体、用关系，使之更为科学；如何在更宽、更广领域广纳各种经验之源，借以实现家庭伦理规范的专门化与具体化，进而加强家庭伦理建设实践的力度，使之真正起作用，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家庭伦理建设的现代化进程来说，都是极为关键的。曾国藩家庭伦理思想理论基础与经验来源在这些方面的精致性成就，为之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卓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