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远东的漆器从16世纪起一度在欧洲很重要，由于它的装饰魅力和异国情调而迅速流行。在所作物品上的漆树汁液消失以后，漆器所可以上色并装配上金叶。它的外表要有多重涂层以形成闪闪发光和耐磨的表层。屏风、橱柜、保险箱、盒子、碟子和其他物品越来越多地运抵欧洲，应用在欧洲室内装饰中。比如橱柜就可能配上了欧洲的基座。

　　到了18世纪初期，在装饰上对于和谐的要求意味着再也不会有放在基座上的橱柜的位置了，于是它们被拆卸，单件的漆板被用在抽屉柜、办公桌面和写字台的表面上。橱柜的顶板、侧板和柜门大都用在抽屉柜的前面和两边。原来的面板通常都不够大，不足以覆盖抽屉柜的整个前面，这种抽屉柜上常见的断层式正面就是为了便于把搭配在一起的三块漆板用在一起。来自中国的漆器屏风也是常常使用的，对屏风的使用可以获得一个连续的装饰表面，正如由范．里斯博格制作，现藏于冈省地区美术博物馆的那个抽屉柜，尽管有些地方可以清楚地看出树叶的分裂。漆器橱柜中的抽屉也可以再度利用；细木工让一弗朗索瓦．奥本在1763年的遗嘱目录中提到“一个古老的东方漆器橱柜，没有抽屉和其他装饰品，……两边和顶板都是漆器的”。事实上被废弃的漆器橱柜整体有时被改成一件短腿抽屉柜，外表另加粉饰。在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时期都有留存下来的例证；蓬皮杜夫人拥有两个这样的橱柜，大概是BVRB制造的，其中一个在18世纪90年代中被多米尼克． 达盖尔用作了呈送给斯宾塞伯爵家具的组成部分。

　　尽管拆卸屏风的诱惑非常强烈，但是还保留着一些屏风来挡风。其他的小物件装上了镀铜配饰。卢浮宫里一件日本圆柱形漆器酒壶在1750年左右被拆去了把手和喷嘴（痕迹依旧宛然），加上了镀铜的底座、颈饰和弯曲的把手，改装成了一个什锦花瓶。

　　曾经有一些专家反对说，漆器的流行风尚受到了新古典主义风格兴起的削弱。事实胜于雄辩，正如实际情况所证明的那样，大量保存至今的新古典主义物件和家具制品上都显而易见地装饰着漆器。事实上，对于异国情调的偏好一直持续到了18世纪结束的时候。除了在圣一克罗德拥有很多漆器装饰的家具以外，玛丽．安托瓦内特还收藏了一套带有镀铜和镶金配饰的漆器制品，其中一些漆器上有中国式的图案。这些漆器连同日本瓷器和带有配饰的硬石花瓶一起装饰着她在凡尔赛宫中的会客室。在一间漆器架子上，大概是个博士架，上面有一组造型各异的黑色和金色日本漆盒，其中还有一个扇形的。1789年10月10日那天，玛丽．安托瓦内特担心自己的收藏毁于一旦，就把它们托付给了服饰用品商达盖尔，大概物品中有相当大的一批是由他提供或者配饰装出他提供的。他被要求修理其中的一些并且制作相配的皮箱子，以便将它们运至圣—克罗德。王后再也无缘看到它们了，在她死后，达盖尔和他的合伙人林内克斯请大革命政权把这批令人为难的存放物从他们手里拿开。

　　巴黎夏特里宅邸中的漆器房间竣工于1776年，是室内装饰中大规模使用漆器的典型实例，其中有从屏风上卸下的中国红色、金色漆板。九块高大的漆器面板环绕室内，两块装在门上，还有四块在衣橱，抽屉柜以及一个造型奇特的、带文件架的双面圆柱形写字台上。边沿都装饰着玫瑰花枝和椴树树枝。1767年的勒努芒拍卖包括“一架辉煌夺目的十二扇屏风，屏风的扇面很厚，足够劈开来构成整个房间的镶板”。然而，完整无缺的屏风还是被用来挡风，甚至是为了其他不好明言的目的；画家格勒兹让他的妻子“在会客沙龙的屏风后面”摆出一个和国会议员窃窃私语的姿势。

　　服饰用品围在交易当中起到的作用通常部是主导性的。正是他们购入漆器制品。然后按照现成的要求将它们重流转化成新物品。一个日本漆器酒壶可能会是一件古玩。也同样被少数鉴赏家收藏，但是一个主体用日本漆器制成，带有镀铜配饰的什锦花瓶只是为了满足一处漂亮家具现成使用的讨人喜欢的用具。对于漆器的需求绝非易于满足的事情。长途旅行到荷兰的热塞特在1745年谢瓦里埃德．拉巴克的拍卖目录中七道：“备选物品都极难搞到，特别是那些旧货。有时候它们会卖出令人惊异的好价钱，即使是在荷兰。”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同日本的贸易，荷兰因此成为了搜罗漆器出口因为定价过高而无人问津，到了17世纪末期就不再输入欧洲，因此，法国家具和器具上使用的日本漆器通常都有长达百年的历史。

　　漆器的品质多有不同，日本最佳，等级各异的中国漆器远远在后。一个在18世纪50年代中期去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德．恩卡维耶神甫给巴黎科学学会寄了一本回忆录，他在其中说道：“尽管中国漆器上绘有金色图画，但是它仍然不能和优美的日本漆器相比。”出现在欧洲的随声附和的观点是热塞特在1748年的昂兰．德．冯斯波特居斯拍卖目录中的叙述：“日本漆器精品和中国所制造的最好漆器之间根本没有可比性。事实上在内行眼中，后者索然无趣。”服饰用品商雇请细木工拆散东方橱柜，切割屏风，把单件漆器装在抽屉柜、写字台和书桌的框架上。伯纳德．范．里斯博格是这一领域中的先锋，此外是商人埃贝尔。他在1737年为玛丽．勒赞丝卡呈送到枫丹白露的抽屉相就是现知的最早作品之一，显示出当时这一技术刚刚起步。中间的日本漆器壤板带有凸起的涡卷形边沿，原是一个日本保险柜的上平顶，草草地用镀铜勾出边框，涂着法国清漆的花枝装饰着正面的边角。

　　范．里萨博格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完善了制造法则。17世纪上半期中日本漆器橱作装饰精美的顶部被用来制造抽屉柜正面的中间镶板；两扇柜门用在两侧；镀铜的外框环绕三块镶板同时把它们之间的接榫遮挡起来。橱柜的侧面换装在抽屉柜的侧面。其他部分可以涂上黑漆，或者饰以乌檀以求得和谐效果，也可以采用浅色木料追求对比度。这一基本法则直到世纪末还在重复。日本漆器橱柜的抽屉正面变成写字台的抽屉正面。因为拆掉原有的把手而留下来的孔洞通常都十分明显，虽然细木工总是想方设法去隐藏它们。路易十六时期中擅长这一技术的两位出色专家马丁．卡林和亚当．维斯维尔，都为商人达盖尔和多纳特效力。

　　在物品上发现的中国漆器虽然少一些，却仍旧是细木工人所喜爱的，比如阿德里安．德拉莫（此前大概是他父亲）、雅克．杜布尼和马蒂厄．克瑞德。他们使用最多的部分是拆散的屏风，而且垂直切分的部分看起来大多都掩盖在法国清漆下。

摘自 http://www.wmy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