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丝织技术的产生究竟能早到什么时候?国内许多学者根据考古发现曾做过有益的探讨。周匡明、唐云明二先生通过对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文物的综合研究，得出了早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就已经有了较完备的原始纺织工具，蚕茧利用的秘密很可能已被其所掌握的结论①。推断“当时不仅有了平纹组织的纱罗，而且还可能出现强捻富有弹性轻盈的绉纱‘〖fjf〗鄃〖fjj〗’一类的织物”②。对周、唐二先生的研究结论，笔者表示怀疑。故拟就中国丝织技术起始时代问题，也谈一些自己的看法，不当之处，尚望海内外学界同仁批评赐教!
中国丝织技术的产生首先是从织造绸绢开始的，让我们先看一看考古学在这方面提供的直接证据：
1958年浙江吴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的丝线、丝带和平纹绢残片。据发掘者报告：钱山漾遗址“第二次发掘时，在探坑22出土不少麻丝织品，麻织品有麻布残片、细麻绳，丝织品有绢片、丝带、丝线等，大部分都保存在一个竹筐里。此外在探坑12和14里也有少许麻布残片出土，这些麻丝织品除一小块绢片外，全部炭化，但仍保持有一定韧性，手指触及尚不致断裂”③。经浙江纺织科学研究所等单位对出土丝织物鉴定，其结论为：家蚕丝织物、绢片为平纹组织，织物密度120根/寸。丝线、丝带的鉴定结果与原发掘报告记述相同。通过对该遗址出土的稻谷壳、木杵经ｃ14测定和树轮校正的年代结果来看，其分别为公元前3310±135年，公元前3050±130年，距今5300年以上。
1983年在河南荥阳城东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中，在142号、164号墓的瓮棺中，发现有炭化的丝织物。这些丝织物是用来包裹儿童尸体的。经上海纺织科学研究所检验，分析其丝向情况，还能看出为蚕丝类纤维，但由于炭化严重，无法做切片分析丝纤维的完全度④。该遗址属仰韶文化秦王寨类型，为公元前3600～前3000年。从这两处发现提供的情况来看，中国人工养蚕的历史至少有5300年，丝织技术的产生可能超过5500年。
丝织技术的出现，促使了人工养蚕技术的诞生。要确定中国丝织技术起始时代的下限，除了利用现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丝织品作为直接的证据外，应该将人工养蚕的开始作为中国丝织技术起始时代下限的标志。因为现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丝织品，不一定是人们最初加工的第一批绸绢，也不一定是用家蚕之丝做的原料，但反过来讲，如果确定了人工养蚕的年代，便可以找出中国丝织技术产生时代的下限。前面提到钱山漾遗址出土的丝织物为家蚕丝织物，如果有关家蚕的考古发现再没有早于钱山漾遗址这个年代的发现，那么，钱山漾遗址出土的家蚕丝织物的年代，便可以定为人工养蚕的起始年代。但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在现已公布的资料中，有关人工养蚕的史前发现尚有：
ａ)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的蚕纹牙盅，发掘者称其为“牙雕小盅”，该盅平面呈椭圆形，制作精细。中空作长方形，圜底。口沿处钻有对称的二个小圆孔，孔壁有清晰可见的罗纹。外壁雕刻编织纹和蚕纹图案一圈。外口径48、高24厘米⑤。河姆渡遗址的第4、3层代表河姆渡文化的早期，约公元前5000～前4000年。
ｂ)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半个经过人工割裂的茧壳。当年李济先生是这样报道的：“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似丝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腐蚀了一半，但是仍然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的。清华大学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我看过好几次，他说：‘他虽然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必不是蚕茧的证据。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最小的还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置并不是在坑的底下，它不像是后来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乱的痕迹，也不象是野蚕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根据日本学者布目顺郎的［1968年］按西阴发掘的半个茧壳照片(由台湾故宫博物院提供)按图样用丝线仿制复原，得知茧长152、茧宽(幅)071厘米，茧壳割去的部分占全茧的17%”⑥。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属庙底沟类型，年代为公元前4000～前3600年。
ｃ)河北正定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一枚陶蚕蛹，“陶蚕蛹外观黄灰色，长2厘米，宽和高均为08厘米，基本上是长椭圆形。正定南杨庄遗址经北京大学试验室进行ｃ14测定，距今5400±70年”⑦。
ｄ)山西芮城西王村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出土的蛹形陶饰，有人认为这是陶蚕蛹，该标本长1.5厘米，高、宽均为0.6厘米，蛹身上的横线为五条，两端比较平齐，根据这一标本出土的层位判断，其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距今约5000年⑧。
ｅ)甘肃临洮冯家坪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二连罐所绘的群蚕图：二连罐系泥质红陶，由两个大小、造型相同的陶罐所组成。二罐均高领侈口折肩，高85、口径125厘米。腹部由一个空心短管相连，罐内相通，都是单耳，两耳也相连结。这种二连罐是很少见的，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两个罐的腹部都用细阴刻线勾画出三条蚕纹，其中一条上下竖刻，头部在上，尾巴在下；两条平行斜刻，头部向下，尾巴向上。在上部的蚕头刻画出了嘴巴和眼睛，在下面的蚕头表现的是侧面，极其简略，尾巴均呈三角形。蚕身上有许多道阴刻平行线或折线，表示蚕体的多节肢。这六条蚕纹刻在同一画面上，两条竖刻的并排在中心，四条斜刻的分列两旁，布局对称工整，疏密繁简，错落有致，蚕身略微弯曲，颇有蠕动之感。从这个二连罐的造型看，是齐家文化的典型器物。齐家文化是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器早期的一种文化，距今4000年左右⑨。
此外，有关这方面的发现还有：北京平谷上宅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陶蚕形饰”１０，但简报中无任何描述，仅提名字；我国长城以北辽宁锦西沙锅屯洞穴遗址中发现的一个长达数寸的大理石雕刻，有人认为是蚕形象；1985年初，北京故宫举办的全国珍贵文物展览中的几件玉蚕，李学勤先生认为系红山文化的产物。红山文化的年代与仰韶文化大致相当，经放射性碳素断代并校正为公元前3500年１１。浙江邻县吴江梅堰遗址出土的黑陶器皿上的蚕纹装饰。梅堰遗址属良渚文化类型，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前2200年。陕西神木石峁龙山文化遗址发现的玉蚕１２，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300年～前2000年。
假若上述发现，皆为家蚕或家蚕蛹的形象，那么中国人工育蚕的历史当可追溯到距今7000年左右的河姆渡文化时期。不言而喻，中国丝织技术的产生起码也在这个年代，但是，笔者对上述发现不是一概承认，也不是一概否定。
按照事物发展的一般程序，人工养蚕是丝织技术出现以后的事。据笔者推测：早在野蛮时代初期，我们的祖先在采食桑椹和其它野果的树上就发现了野蚕所结的茧子，由于蚕茧的柔软坚韧，可供生活上的用途，因而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久而久之，先是采摘观赏，后是作为铺垫，当纺织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丝织技术出现以后，蚕茧才逐渐被人们用作织造原料，加之家畜饲养业的发展，启发人们对昆虫之类的代表者——蚕，首先开始饲养１３。
所谓人工养蚕，即变野蚕为家蚕，家蚕之家，即人类之家。从我国考古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来看，早在母系氏族社会末期，人们便以村落形式定居下来了。河姆渡人的家是一种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西安半坡人和临潼姜寨人的住宅，多为半地穴的房屋，同时也有从平地建筑起来的。假如说人工养蚕始于人类定居之初，那么上述发现皆可作为人工养蚕的佐证。但是家蚕安家，不是发生在人类定居之初，而是发生在人类定居相当长的时间以后。因此有理由认为：人工养蚕所具备的又一个起码条件，当以掌握野蚕的生活习性，懂得一般动物的饲养技术为前提。所以说，人工养蚕除了丝织技术出现的促进作用外，还在一定程度上从驯养其它家畜、家禽中得到启示。既然野猪、野鸡可以驯养，为什么野蚕不能驯养呢?笔者断言：人工养蚕，一定出现在人工普遍饲养家畜、家禽之后。考古学提供的材料表明：中国对家畜、家禽的饲养，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多出现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交替之际，在长江中游多出现在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交替之际，在长江下游则出现在马家浜文化晚期和良渚文化早期。由此而断，人工养蚕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可能出现于仰韶文化晚期或龙山文化早期。在长江中游则可能出现于屈家岭文化早期，在长江下游则可能出现于良渚文化早期。从总体时间概念上讲，中国人工养蚕的历史不会超过5500年，接近或小于这个年代的发现，则有可能确实为家蚕或家蚕蛹的形象，超过这个年代的发现，则有可能与历史事实不符。依此划限，上述见于著录的与中国人工养蚕有关的史前考古发现，仅“a”则可能与历史事实不符。“牙雕小盅”上所谓的蚕纹，有可能是野蚕的形象或是其它昆虫而已。其它发现则都有可能为家蚕或家蚕蛹的形象。既然中国人工养蚕的历史可确定在距今5500年左右，那么中国丝织技术起始时代的下限，当不会晚于这个年代，也就是说，中国丝织技术当在公元前3500年前即已产生。虽然这个年代早于钱山漾遗址出土的残绢片的绝对年代，但与河南荥阳城东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142号、164号墓中发现的丝织物的年代却是吻合的。说明河南荥阳城东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墓葬中发现的丝织物有可能也为家蚕丝织品。同时也说明中国目前所发现的最古老的丝织品，尚不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丝织品，中国丝织技术产生的年代究竟有多久?下面笔者就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纺织工具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生产工具的先进与落后是衡量生产技术的尺度。主张中国丝织技术产生于7000年前河姆渡文化时期的人，正是从研究纺织工具入手作出判断的。周匡明先生在研究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纺织工具时指出：从出土的纺织工具可以清楚地看出原始的纺织技术已经初具规模，发掘报告表明，在1973年11月第一次发掘中，出土的木制工具种类较多，有刀、匕、矛、器把、小棒、带榫小方木和蝶形器等，其中有些工具的用途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根据民族学资料和有关部门的初步分析，可能和纺织有关；如刀、匕、小棒等，有的用作机刀，有的用于绕线，它们和陶纺轮、骨针、管状针、织网器等应该都是纺织工具。根据这些出土的纺织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