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值清王朝走向衰落的过程，内忧外患搅得日无宁日，国力日衰，统治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曾国藩身为封疆大臣，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忠君思想驱使他去为巩固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效力。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曾国藩虽居官京城，可他对前方的抗英斗争，深表关切。1840年7月，英军侵占定海，他即指出：“逆夷性同犬羊，贪求无厌。”9月31日，英军进攻台湾基隆，曾国藩得知此情后，立即写信告诉远在湖南的父母：“英夷之事，九月十七日大胜，在福建台湾生擒夷人一百三十三名，斩首三十二名，大快人心。”1841年9、10月，英军攻陷定海、镇海、宁波等地，浙东人民遭到侵略军的残酷蹂躏。次年4月4日，曾国藩在给父母的信中说：“去岁所失宁波府城、定海、镇海二县尚未收复。英夷滋扰以来，皆汉奸助之为虐。此辈食毛践土，丧尽天良，不知何日罪恶贯盈，始得聚而歼灭!”5月，英军又攻占乍埔，屠杀无辜，曾国藩对此表示“极可痛恨”。6月，戍守吴淞、上海的清军，面对敌人的进攻，吓得魂不附体、仓惶逃命，且骚扰民间，曾国藩对此深表不满，说现在“宝山失守，官兵退缩不前，反在民间骚扰”。他分析清军其所以累吃败仗，其原因是“将不知兵，兵不用命”。
英法侵略者联合发动了对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而在这段时间内，曾国藩正率湘军与太平军为敌，但此时的曾国藩仍不失其民族气节。1857年12月，英法联军攻下广州城，具有光荣反帝爱国斗争传统的三元里人民及其周围90多个乡的人民群众，联合东莞、番禺、南海、佛山等县的民团，不断发动武装攻城斗，争，锐意要赶走侵略者，收回广州城。曾国藩对广东人民不屈不挠的反帝斗争精神，给以高度的赞扬和充分的肯定，他说：“故宫畏鬼，而民不畏鬼，与之狎也。此次与之确斗，彼不能坚守，以后官兵之气益强矣。”
1858年5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威逼津京，妄图迫使清政府投降，以达到其侵略目的。曾国藩指出只不过是西方侵略者“恫喝之常态”，且分析“彼所长者，船炮也；其所短者，路极远，人极少。”只要朝廷“办理得宜，终不足患。”1860年8月21日，英法联军进攻大沽口，他得知后“甚为忧虑”，写信给张芾说：“闻夷人在大沽开仗，马队登岸者，甚为猖獗，未知已退却否。”侵略军攻陷大沽、天津后，僧格林沁退守通州，他感叹“天津之事，决袭至此，惊心动魄，可为痛哭。”并表示“今天下大乱，人人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处，无过而问焉者，吾辈当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者共守之。”他感叹“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人，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割之用，实以官气重，心窍太多，离朴散淳，真意荡然。”
由于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其八旗、绿营兵早巳不是满族入关时的军队了，再加上军事装备的落后，使它无法与强大的侵略军匹敌，北京城早已于10月13日被联军攻陷。而在南方的曾国藩却还在焦灼不安地等待着朝廷要他北援的谕旨。后来当他得知北京被沦的情况后，他“至为悲痛”，“为之竟日不怡”，为自己身为大臣却不能为君主排忧解难，而“愧愤不能自己”。对于侵略者在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他犹为痛恨，“洋鬼猖獗，真堪发指”。他认为北京条约的订立，使中华民族蒙受了巨大的耻辱和灾难，“不觉呜咽，比之五胡乱华”，从此中国的局势将“更为难堪”了。感到“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加深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进程，也改变了清王朝的对外政策，它决心勾结西方列强共同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清斗争。但是身为清朝官员的曾国藩，对此却另持一种态度。
1860年11月，俄驻华公使伊格那提耶夫向清政府提出俄国愿派三四百官兵和船炮来华助剿，法国驻华公使也向清廷表示了同样的态度。清朝廷征求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的意见，曾国藩指出：“自古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彼时操纵失宜，或致别开嫌隙。”并说：“皖吴官军之单薄在陆而不在水，金陵发逆之横行亦在陆而不在水。时此我之陆军势不能遽进金陵，若俄夷兵船由海口上驶，亦未能遂收夹击之效”。他对俄法企图派兵来华助剿太平军，持否定的态度。
1861年冬，太平军攻占苏、浙大片土地，中外商贾云集的上海成了孤城，危在旦夕，逃亡到上海的苏、浙的大地主们，迫不及待地要借助在沪的洋人力量，妄图以百倍的疯狂，对太平军进行反扑，以恢复他们已失去的天堂。1861年u月18日，户部主事钱鼎铭带着署江南督办团练大臣庞钟璐、苏浙地主殷兆锒、潘曾玮、顾文彬、杨庆麟等人给曾国藩的呈请借师助剿的信件到达安庆。1862年1月6日，杭州籍翰林院庶吉士范鸿模也从上海赶到安庆。尽管他们在曾国藩面前“声泪俱下，叩头乞师，请词哀迫”，但终不能动摇曾国藩的初衷，不予应允。1862年1月7日他给潘曾玮的信中说：“借助外国，自古为患。”“上海、宁波皆系通商码头，洋人与我同其利害，自当共争而共守之。苏、常、金陵本非通商子口，借兵助剿，不胜为笑。”“只宜借守沪城，……至于金陵、苏、常，则鄙人不愿与闻。”潘曾玮听不进曾国藩的衷言相劝，是年仲春伙同大地主龚橙(孝拱)搭船北上，直接去找清朝廷哀求借师助剿了。曾国藩对潘的执意北上，“亦未便强行劝阻”，他“想总理衙门自能折衷群议”的。曾国藩给潘曾玮写信的同时，又给庞钟璐、江苏布政使吴煦及江苏巡抚薛焕等人写信表明了他同样的态度。
然而，薛焕不顾其上司曾国藩的意见，向朝廷奏请“借师助剿”了，且在上海设立了会防局。曾国藩对于薛焕的所为，一方面向朝廷上奏表明：“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之疆土，则不可。如洋人因调船已齐，兵费太巨，势难中止，……我中国当以情理阻之，婉言谢之。若洋人不听禁阻，”则应向他们说明“我中国用兵，自有次第，目前无会剿苏州之师，即克复之后，亦难遽拨驻守之师。”他另一方面对其部下薛焕则予以严厉指责：“借助西洋一事，未经奉商，遽行举办，此等情形，鄙人前皆未闻。”还说，如果“必欲攻金陵、苏、常，则始终不敢与闻”。他愤慨地说：“但知事之不可”，还是要“切切告之”，至于“告之不从”，但“始终不易吾之初说以相就也”。
西方帝国主义迫不及待地要打通长江流域的通道，而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朝廷也急于要彻底消灭已坚持斗争十余年、打得它晕头转向不得安宁的太平军，两股反动势力，为了共同的利害关系和共同的仇敌，相互拥抱成团，狼狈为奸了。清朝廷在未征得曾国藩同意的情况下仅根据潘曾玮、龚橙的请求和薛焕的借师助剿的奏疏，于1862年4月12日就谕旨曾国藩“允洋人助剿苏、常”，说什么“在沪洋人，情愿帮助官军剿贼，并派师船驶往长江，协同防剿。……在我亦不必重拂其意， 自应姑允所请。”并要曾国藩“与洋人联络声势，冀收速效。”又根据英人赫德的建议，决定购买英国船炮，建立一支为攻下南京，彻底镇压太平军的海军舰队。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去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卑劣勾当，就这样拍板定局了。
然而，在南方肩负镇压太平军重任的曾国藩，却不是俯首贴耳地遵命，而是敢于提出异议与朝廷相悖。1862年4月22日，曾国藩上奏重申：“助守上海则可，助剿苏、常则不可”的一贯态度，并以中国历史上的教训来说明在任何情况下总得靠自己的力量，“回纥助唐，收复两京，当时亦赖郭、李诸军，挟与征战，纵主兵未必优于客兵，要自有为主者与之俱进俱退，偕作偕行。以今日之贼势，度臣处之兵力，若洋人遽进攻金陵、苏、常，臣处实无会剿之师，如其克服城池，亦尚难筹防守之师。”并说借师助剿等于借人参加科举考试，而自己全无所知， “专借西人，与借人顶替无异”。要朝廷照会西方各国，以中国“地形有远近，兵势有次第”为由，拒绝它们会剿的要求。他给奕诉、挂良、左宗棠、李鸿章、周腾虎、吴煦等人的信中，都表明了同样观点。并“情愿独战而为发匪所败，不愿败而见笑于洋人，不愿会战而为洋人所轻；情愿败而见罪于上司，不愿败而见笑于洋人。”其态度何等坚决!
曾国藩在以后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不与洋人勾结，他认为借师助剿，只能是“借鬼打鬼，或恐引鬼入室；用毒攻毒，或恐引毒攻心，不可不慎也。”他对左宗棠借法国人组织洋枪队一事，认为“系左季高捉刀为之，鄙人不办此也。”1862年5月至6月，太平军在嘉定、青蒲大败洋枪队，活捉常胜军副统领法尔恩德，华尔和常胜军也被围在淞江城内。洋枪队虽遭惨败，却“不肯罢休”，决定从印度调兵来华。曾国藩得此情报后，在日记中写道：“是日闻英吉利、法兰西二国将调五(?)印度兵大举会剿，江浙人民从此殆蹂躏无噍类耳，为之喟叹!”7月18日，他复奏朝廷，指出“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委而去之，真情毕露，断无起印度之兵，助剿此贼之事。”并指出洋人只不过是“借助剿为图利之计，借起兵为解嘲之词耳。”断然指出：“中华之难，中华当之。”不允许洋人来“蹂躏中国之土地”，并申明他“始终不愿与之会剿”。态度十分坚决。
1863年3月，英国侵华军头目提督士迪佛即将离任回国，他妄图在回国前说服曾国藩，由英国另组一支一万人的洋枪队帮助攻剿南京。士迪佛带着湖广总督官文、江苏巡抚、淮军统领李鸿章给曾国藩的信件，先交曾的部下吴竹庄转交给曾，并要求与之会晤商谈。但曾国藩已同彭玉麟去了裕溪口。士迪佛在安庆未能见到曾国藩。可他“迫不及待”，在吴竹庄面前“聒聒不休”，吴竹庄已“苦其烦聒”了。士迪佛经过多处辗转，终于来到裕溪口曾国藩落脚的地方。3月19日，曾国藩接见了这位不速之客。士迪佛一见曾，就商谈他的建军计划，还要曾国藩拿出地图，指点太平军的活动区域，然后恬不知耻地说，只要曾国藩同意这个计划，“他们一定包管克服金陵、苏浙”。曾国藩听后，只是说“须函商总理衙门夺定。”他的这个回答，实是拒绝。事后，4月18日、26日分别致函李鸿章与官文，说明他为何拒绝士迪佛的建军计划：“同募中国之勇